针对时下的“状元书”现象，胡文在《南方都市报》上撰文，表达了对“状元书”可能误导学生的忧虑。这一提醒非常及时。但笔者又认为，若将“误导”之责归于“状元”和商家，似有错打板子之嫌。或者换言之，我们强调和要求商家和“状元”不要误导学生庶近苛求，既难以做到，也未切中问题的要害。

　　首先“状元书”可供后来者借鉴。虽然“状元书”介绍的只是个案，并不一定具有“普遍意义”和“指导意义”，同样学习、阅读具有个性化的特点，但万变不离其中，在各种“个性化”之中，也隐藏着相同的属性——高考。从“状元”的经历和经验（教训）的总结中，进行甄别、借鉴，吸收有益的成份，取长补短，并非毫无益处。况且，一种经验总结要具有“普遍”和“导向”意义”，并非区区“状元书”所该承载的。若非要“状元书”承载原本不该具备的“普遍意义”和“导向意义”是否苛求？说句不恰当的话，在当下具有“普遍”和“导向”意义的，恐怕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……方能担此重任吧？

　　其次，高考“状元”虽是暂时的“领先者”，也许并不具备“导师”的资格，但似乎并不影响“状元书”的出版吧？事实上，社会上很多出类拔萃的成功人士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们也只是暂时领先者，为何他们就可做“导师”？再说，出书的“状元”未必有当“导师”这虚名的意图，或许只是人们一厢情愿想当然罢了。另外，若一本“状元书”导致效仿者众，这是否从一个侧面说明对学生的教育当中，恰恰缺失了对事物进行辩别和质疑之素质的培养？而且，若因为效仿者众，就要将“状元书”封杀或限制的话，那么影视明星也有很多人效仿，我们是否要迁怒于明星？

　　再次，商家打着“必读书”旗号进行商业炒作和推销，很正常。时下打着“必读书”之类旗号，进行炒作以期在图书市场分一杯羹的事还少么，为何对“状元书”就要高标准严要求？说到“状元们”迎合商家，也许只是出于无奈，连作家毕淑敏也要为迎合商家将书名改为《拯救乳房》，“状元”又能如何？

　　窃以为，“状元书”出版的泛滥并成为时下商家炒作捞钱的手段，原因在于人们对“状元”符号的异化和扭曲所致，造成社会上“状元崇拜”的病态流行。君不见，莘莘学子寒窗苦读，默默无闻，而一旦成为高考“状元”，几乎能一夜成名，报纸、电子媒体和网络都在大炒特炒高考“状元”，沸沸扬扬，不亦乐乎，以至于北大、清华等高校也未能免俗，有意无意地在比拼录取高考“状元”的多寡。在此氛围之下，“状元书”的出现和泛滥，实在显得“合理”。尽管如此，笔者认为对“状元书”还是应当反思，但反思不该仅局限于“状元书”本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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